蔡玉水先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艺术家，他十年“炼狱”创作了大型人物画力作”《中华百年祭》，引起中国美术界轰动；继而他又辗转海外多年创作了巨作《天堂巴厘岛》，实现了从“地狱”到“天堂”的大转变。这位山东籍画家自2004年调入北京画院至今已三年有余，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不停地创作，不断地思考，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着对于社会底层最普通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怀……日前，记者于京城采访了这位“眼里常常含着泪水”的画家。
记者：蔡先生，自2004年您调入北京画院成为专职画家，迄今已是三年有余，从一名教师到专业画家，从学院到画院，两个不同的工作环境，对此您的体会是什么？
蔡玉水：教师的工作非常辛苦，是个奉献的职业，非常伟大,他的成果不是自己成功,而是要使学生成才。相比画院就单纯许多，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艺术家要不断地为社会创作作品，不断地推出新成果。除去绘画，我最爱的就是教师工作了，它让我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思想，在学生中间你会感到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他们纯真的眼睛总能冲刷掉你身上世俗的灰尘。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最近几年，内心时常出现深深的危机感，因为，中国画人物画家没有大器晚成的，特别是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画家,五十岁之后艺术走下坡路是必然规律，如果不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恐很难再有突破与发展，思之再三，只好再次痛别讲坛。
记者：在中国嘉德2007春季拍卖会中国当代书画专场中,您的作品《梦回巴厘》获得了成交前十名（第八名）的好成绩.而在年底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中，您的重彩作品《玉兰花开梦纷飞》以39.2万元的价位成交，再次在艺术品市场中取得辉煌成绩。虽然2007年的艺术市场处于一个调整期，很多画家的作品价位有所回落，但您的作品价位依然坚挺，说明藏家对您的艺术前景看好。请您谈一谈，画家如何处理好市场与学术创作的矛盾关系，以及预测一下2008年的市场前景。
蔡玉水：其实,以前我是很抵触艺术的市场行为，我怕因此让自己和作品染上铜臭之气，失掉气节。后来飘泊海外，出售作品成为生存的必需，幸运的是无论在苏富比、克里斯蒂这样大的拍卖行，还是普通的画廊和收藏家，没有人干预我的创作，这使得我忐忑不安的心慢慢踏实起来.市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内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画家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作品受到人们的宠爱，自身摆脱了经济窘迫的困扰.越是这样,画家越应该端正做人，用心创作，对得起良心。预测是预言家的事，不过,2008年,只要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艺术市场没有理由不欣欣向荣。
记者：您的作品基本上有四大类：重彩、水墨、水墨与素描结合、素描.但市场上常常见到的是您的素描作品，也广受藏家喜爱。像素描作品市场如此好的画家，可以说国内您是第一人，您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蔡玉水：作为当代的艺术家不可能一种方法画一生，一生只画一样东西，这和一生只吃大白菜有什么区别呢？绘画世界丰富多彩，然而，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认知的贫乏和审美思维的单一，使得我们的创作以及收藏也相对枯燥单调。素描再古老不过了，只是从她被引进中国以来还没有人认真地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来对待她.其实人类开始懂得绘画是从素描开始的。根据考古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绘画是法国西南部称为接斯柯的岩洞壁画，距今约两万年，这些古代壁画基本上是用单一颜色进行描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素描作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素描开始了她真正的历史使命?，她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许多绘画大师不但是伟大的色彩画家，而且是伟大的素描画家。如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提香等。随着岁月的推移,素描的地位职能也在不停地发生改变。我喜欢素描创作是每每画大型创作精疲力尽的时候，总是由她来默默地帮我舒解身心，她像一篇篇精美抒情的散文,虽比不上长篇小说厚重与全面，情感上却是温暖和真挚的。也许因此而博得了朋友们的厚爱吧!
记者：在您创作的作品中有两件标志性的作品，一件是被当今学者、中国美术界权威人士及国内外报刊杂志评价为：“自中国‘五四’运动以来，大型水墨历史人物画创作继蒋兆和《流民图》,周思聪、卢沉《矿工图》这两件重要的作品之后，第三件里程碑式的中国画人物画力作”--《中华百年祭》;另一件是《天堂巴厘岛》。《中华百年祭》表现的是灾难、地狱，《天堂巴厘岛》则相反，表现的是阳光、人文、天堂。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您把这段转变叫作“从‘地狱’到‘天堂’”。现在您的作品里充满着生活气息，更生活化了，这种转变是否跟您的经历与生活环境有关？环境对一位艺术家的影响有多大？
蔡玉水：人物画家最终目的是研究人、表现人生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人”字由一撇一捺左右组成，如果撇是生，那捺就是死。如果左边是地狱，右边就是天堂，这是人类的宿命。所谓180度的转变也只不过是从左腿迈到了右腿，前十年写撇，后十年写捺，艰苦的走出人生的第一步，写好完整的一个“人”字。人们向往天堂，从“地狱”到“天堂”既遥远又很近，远到足以让我们用一生去寻找、去创造、去表现，近到无时无刻她就幸福地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环境对艺术家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信息化时代以前，因为，我们心灵能触及到的必定是周遭客观事物给我们的感受。而今天则不同，人类世界的大苦难、大幸福每天都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今天影响艺术家创作的不是地域问题而是心灵，我们翘首天堂，寻求欢乐也只是对于地狱、死亡的暂时忘却与忽略。
记者：前段时间，听说您要创作一组表现矿工生活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暂时还没有付诸现实。前日又见您画室墙上的一幅草图，表现的是风雪中蹒跚的一位老人和一个瑟瑟发抖的孩童，让人看后心中顿生爱怜和同情。在您的《画家日记》和不少的创作中时时流露出一种对人文主义的关怀和思考。关于人物画的创作，您最近思考和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蔡玉水：就像前面所说,我们享受生所带给我们的欢乐是暂时忽略忘却死亡的存在。十年前，我曾发誓再也不画地狱，再也不直视苦难，只画美的，只沐浴阳光，以此来医治因长期从事悲剧创作而留在心灵与肉体的创伤。今天，人们再也不用“阶级”这个字词了，然而，以我所受的教育和我走的艺术道路，注定了不可能做到把艺术只做是文人墨客的消遣与达官显贵茶余饭后的甜点。即使在选择医伤逃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涌动着对于社会底层最普通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怀。
去年十一月，在中国美术家协会蒋兆和研究会召开的“民生.生民—-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学术邀请展”启动仪式暨研讨会上，艺术家们就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今天的艺术家该不该直面人生，关注社会，关注最底层的民众，放歌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展开非常激烈的争论。蒋兆和先生的艺术与思想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时至今日依然闪耀人道主义的光芒。一个时代的的贫乏，就在于缺乏对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的揭示。遗憾的是现在艺术家们生活安逸了，作品对于人生的考问也少了，离蒋先生的精神远了，离普通的民众更远了，今天，画家自己是谁？我们靠近生民表现民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温暖，因为我们也是生民，我们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同时也出现了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贫富的差距，矿难……从前年到今年，通过特殊渠道我数度去了一些煤矿考察，心情极为沉重。一面是某某老板50辆汉马60辆奔驰在城中横冲直闯娶亲忙，一面是一个个矿工兄弟无声无息的不幸消失，让人心酸心寒。商品社会拜金主义的今天，人性的逐渐缺失令人担忧，我们呼唤、盼望着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美德快快回归。我知道用画笔挽救不回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我选择了把深情和关怀给予他们依然活着的家人，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于是，才有了《一次矿难与101个孤儿》、《等着我回来》、《娘、再让我爱你一次》等一组创作构思草图喷发而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含着泪水，是因为我深深爱着这片土地”。鲁迅有诗曰：“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我想，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胸怀。
1995年我初到印尼，被雅加达街头乞讨的母女所触动，我马上毫不犹豫的提笔表现出来.而今，面对身边仿佛一夜间突然冒出的乞讨者,我茫然了……
今天又下雪了，刚才路上你也看到，路旁那几个双膝跪地,手举“还我血汗钱，让我们回家过年”条幅的农民工兄弟……有时,我真的希望自己选择的是画山、画水、画熊猫，而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知道绘画可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表现他们,我和他们一样痛苦。
记者：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您和王明明院长的《刑场上的婚礼》入选，这也显示了您在重大题材创作上的实力。请您谈一谈关于这个创作的设想和打算。
蔡玉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这个工程项目,如果早二十年实施会更好.一个国家,健康的文化会对社会的整体发展特别是民族的精神领域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投入的越早越有意义。这样会避免因只顾经济的发展而使自身的优秀文化出现断裂、失去方向。接到这个任务一年多了，我已数次前往广州、烈士的家乡、烈士牺牲地、党史馆和纪念馆进行详尽的考察，访问还健在的有关人士，数次被烈士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今天的人们永远不该忘记他们，进行这样的创作过程即是净化心灵的过程。文化部已多次组织对创作草图的观摩评议，现已正式的签署了创作协议，因为这是国家有史以来的一项浩大工程，我们将按照文化部的部署要求，努力创作，争取届时能交出一份令大家满意的答卷，也以此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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