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本报《风雅艺术投资》周刊刊登了关于徐悲鸿油画《珍妮小姐》将要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的消息（这幅作品已于日前以2490万港元成交）。听身边朋友讲，几年前，山东籍著名画家蔡玉水先生曾在一次私下聊天中谈及到此幅作品以及有关传奇的经历，于是记者就徐悲鸿作品《珍妮小姐》的传奇经历致电蔡先生。5月31日。蔡玉水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向记者讲述了他与《珍妮小姐》的这段鲜为人知的不平凡经历。
蔡玉水：1995年11月我旅居印尼进行艺术考察与创作，1998年5月，印尼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排华暴乱，我当时居住在雅加达海边的工作室。工作室是朋友提供的，它的后面是一个泳池改造的存放朋友藏品的仓库。记得5月13日上午，雅加达上空浓烟蔽日，直升机不停的盘旋。中午时分，数百名暴徒手持铁棍、木棒、汽油燃烧瓶向我居住的社区扑来。当时身边的印尼朋友催促我赶快驱车去机场。但看到满屋子的心血之作，怎能忍心离开呢？！1989年，我在中国的画室曾被烧过一次，当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一次如再有不测的话我宁愿与作品同焚！万幸的是，我居住的地方紧邻雅加达最大的发电厂，为了保卫电厂，坦克、军队及时赶到，从而逃脱了一场灾难！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灾难真的发生，我的生死暂且不论，起码你是不会看到后来我带回国来的这批在印尼的新作，也不会有徐悲鸿的《珍妮小姐》、《奴隶与狮》（2006佳士得香港秋拍拍出了5388万港元的天价）的惊世出现。并且，几百幅吴冠中的作品，贵报刊登的《交河故城》、《高昌遗址》也在其中。大连万达花高价收藏的吴冠中作品中有十几幅也是躲过此次劫难的幸运之作。
记者：好惊险！这批作品后来是怎样转移出去的？
蔡玉水：暴乱发生之后，印尼局势急剧恶化。一周之内所有我认识的在印尼工作的山东老乡全部撤回了中国。而我最担心的是我的《天堂巴厘岛》和上百件新作的安全。如何设法把他们转移出去呢？许多印尼的收藏家也都在想方设法转移他们的藏品，我的朋友也不例外。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划，终于十几辆满载着毕加索、莫迪阿尼、徐悲鸿、赵无极、陈逸飞、吴冠中等.，当然还有我的百余件心血之作的运输集装箱，在持枪核弹的军人押送下驶向了印尼码头……
我朋友的收藏之丰，我是知道的。我工作室的墙上墙下犄角旮旯悬挂的堆放的随便一件,都是价格不菲来头不小的大家巨匠之作。虽然平日里我浏览了不少，但真正全面地看到这些作品，还是在这次大转移过程中。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当工人们把徐悲鸿先生的《奴隶与狮》从仓库里抬到大厅的时候，我真的像被雷击了一样！我让工人们把它停放在大厅的中央,自己呆呆的坐在地上仰望着它，禁不住流下眼泪。我不是因为《奴隶与狮》所描述的凄美动人的故事而落泪，也不是因悲鸿先生绘画技艺所感动，而是在这个最为特殊的时刻，我想起了刘勃舒先生对我嘱咐的话，徐悲鸿先生在去世前曾对他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把自己最满意的画留在身边……”.面对大师震撼人心的巨作,我泪如泉涌,自语道：“先生啊您嘱咐后人的话，恐怕后人做不到，因为连您也没有做到”。是的，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一个艺术家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啊！
记者：真没想到您的作品和大师的作品一起经历了这样的灾难时刻！
蔡玉水：徐悲鸿先生的油画原作平时见到的就很少，在那个环境下见到《珍妮小姐》、《奴隶与狮》以及其他先生的作品，当时我很震惊，也很悲凉。我一直崇敬悲鸿先生，不仅是他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情怀、人格力量！虽然没有亲临他的教诲，但我的作品有幸和他的作品在同一特殊时期，乘同一艘船一起逃亡，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记者：后来呢？
蔡玉水：因为我在印尼、东南亚的许多计划还没有完成，于是临时选择在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任教。1999年到2000年期间，有一次和《悲鸿在星洲》这本书的作者一起吃饭，在他的这本书里，我再一次看到了徐悲鸿先生《珍妮小姐》的图片。以及了解到关于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流失的这批作品，如何被藏在一口枯井里才得以幸存下来，又是如何被发现等等。这里肯定有一定历史依据也不排除有一些演绎传奇的成分。
记者：这幅作品经历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坎坷，我们通过网络图片以及看到很多有关《珍妮小姐》的描述却是色彩鲜亮，完好如初。这和您所见到的《珍妮小姐》是一致的吗？
蔡玉水：如果是早几年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因为要对朋友负责。现在她已再次流入市场了，说点趣事，也无大碍。
记得有一天，我从南洋艺术学院下课去我的工作室。工作室在一座大厦的三层，整个一层楼，包括一个大画室，一个大仓库，我的作品和我朋友的藏品都放在这里。当我到了画室，第一眼看到的是我的画案旁边又多了一个画案。画案上静静的躺着一幅画，走近一看正是《珍妮小姐》。但见画面部分有轻微的龟裂，少许脱落，还有一些脏痕。但总体上还是保存得不错的。这时，我的朋友领来了一位一米九高的“大鼻子”客人，“大鼻子”是荷兰人，油画修复专家，据说曾在卢浮宫做过作品修复工作，这次是被邀请来专门修复这幅《珍妮小姐》的。油画修复在中国知道的人不是太多，因为中国油画的收藏起步晚人也少，而在国外油画修复是很正常的。陈逸飞先生在美国最初所做的就是油画修复工作。
一个星期以后，当我再次到画室去的时候，看到画面有些面目全非了，脸、胳膊和手的部位已经刮干净了。当时我看了后，心痛得不得了。半个月以后，已经“修”好了，作品鲜亮了许多，和照片上基本一样，只是脂粉气很浓。失掉了一些悲鸿先生的气息。朋友问我：“怎么样”？我说：“有些可惜”！悲鸿先生的作品，只要控制好不要让他继续龟裂、脱落，清洗一下即可，最好不要做这么大的手术。
大约七八个月以后，我的工作室里又来了一个人，一位上海人，比利时国籍，也是油画修复方面的专家。因为对上次荷兰人的修复不满意，这次我的藏家朋友又请来了华人修复专家。毕竟他对徐悲鸿先生的了解要多一些，感情也深一些。由于同是中国人我们彼此交流很多，在修复的过程中，常常听他叹气，念叨“大鼻子”的愚蠢…..
记者：如果徐悲鸿先生还健在的话，看到有人这样对待他的作品还不气疯了！由此我们想到，艺术作品的保存还真是一个问题。
蔡玉水：作品的保存其实是画家最头痛的事。一般的国画家还好一些，如果从事大型创作的画家、油画家其作品保存有很大的难度。他不仅受空间大小的限制，还受天气湿度的影响。即使是作品被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去也不能尽善尽美地被爱护。而且，长期被打入冷宫得不到展示的机会。所以，一个艺术家如果有能力卖些作品，挣点钱，不一定非要买两套好房子、几部好车子，最好能建一个小小的美术馆、展示厅最起码考虑建一个好仓库，好好把作品保存下来，使作品能和更多的人交流，让后人能够完好地见到它们。画家卖画为生，画卖不出去则穷困潦倒无法生存，作品无处存放。而心爱的作品卖出去又心疼不已，永远处于矛盾之中，唉！“只能希冀“女儿”的命运好一些，“嫁”得好人家，被人宠爱，别受太多的委屈”。
记者：在同一天，同一张报纸上您见到了两幅天价作品，徐悲鸿的《珍妮小姐》、吴冠中的《交河故城》，都曾经和您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言语中您对徐悲鸿先生崇敬有加，是因为他的为人还是艺术？
蔡玉水：其实这种巧合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更倾情于徐悲鸿先生。徐悲鸿先生存世作品最多的地方除了中国就是新加坡、东南亚一带了。有两方面的原因，最重要方面是为了中国的抗战募捐，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不仅用他的艺术、他的仰天嘶鸣的奔马参与抗战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更用他的大量的心血之作换回大量金钱支援抗战。仅1939年徐悲鸿在新、马展览售出的作品已达千幅之多。这还未包括他携带到新加坡的千幅作品未带走的数百幅，和为其他人所画的作品。”还有一方面，当年徐悲鸿先生留学法国时，很想把一些西方油画大师的作品买回国内，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艺术美术馆。让国内的艺术家、艺术学子们能够更好的学习西方油画。但他没有钱购买，就先与人谈好价钱给他留着，然后飞到新加坡，忍着胃肠痉挛的折磨，拼命的画画卖钱，再用这些钱把那些西方大师的油画买回国内，供国内的艺术学子借鉴学习。徐悲鸿先生为国家捐钱无数，自己却一生节俭，衣服、鞋子常常是到旧货商店里买。他自己不仅是一匹高傲英武的战马，同时更是一名胸怀宽广独具慧眼的伯乐。没有他就没有大师齐白石、蒋兆和。他是发现大师的大师！有关他的伟大品格和传奇故事几天几夜也述说不完，面对这样一位人民的艺术大师怎能不令后人尊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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